[转帖] 先秦诸子的黄帝观

黄帝是传说时代的部族首领，被后世尊奉为华夏人文始祖。然而，黄帝的真实历史面貌究竟如何，实际上是不很清楚的。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，是当时最有知识和智慧超群的文化精英，他们熟悉历史，关注现实，著书立说，创建学派，铸就了中国学术文化史上的黄金时代。在先秦诸子的著述中，对传说时代的历史多有论述，其中每每论及有关黄帝的史事和传说。本文通过分析先秦诸子对黄帝的看法，期望从诸子的黄帝观得到启发，试图从新的角度探讨黄帝的真实历史面貌。

    先秦诸子中的道家和法家认为，黄帝是上古时代的帝王之一。《庄子》一书是先秦道家的代表人物庄周及其后学的作品，其中屡屡谈到黄帝。《肤箧》篇提到了“至德之世”的12位帝王或首领，依次是“容成氏，大庭氏、伯皂氏、栗陆氏、骊畜氏、轩辕氏、赫胥氏、尊卢氏、祝融氏，伏羲氏、神农氏”，其中的“轩辕氏”即指黄帝：《缮性》篇在论述道德不断衰败的历程时，将上古时代划分为“燧人、伏羲”、“神农、黄帝”、“唐、虞”三个历史阶段。《大宗师》篇列述“得道”的古代帝王、诸神和圣贤，依次为猪韦氏、伏戏氏、维斗、日月、堪坏、冯夷、肩吾、黄帝、颛顼、禺强、西王母、彭祖、傅说。《天运》篇还提到了包括黄帝在内的“三皇五帝”治理天下的问题。《庄子》一书，“寓言十九”山，多以寓言的形式表达其思想，所列述的古史人物和古史体系亦不例外，不乏虚拟和主观构设的成分，只代表道家的一种古史观，不可视为信史。法家亦每每称述黄帝。商鞅将上古时代划分为“昊英之世”、“神农之世”、“黄帝之世”三个历史阶段。②在商鞅看来，上古帝王的历史顺序依次为伏羲、神农、黄帝、尧、舜。他在追述古代帝王之教时说：“前世不同教，何古之法?帝王不相复，何礼之循?伏羲、神农，教而不诛；黄帝、尧、舜，诛而不怒。及至文、武，各当时而立法，因事而制礼。”③托名管仲的《管子》一书，实为齐国齐稷下学者的著作，其基本思想倾向近于法家。④在《管子》一书中，约有九篇十余处提到黄帝，其中《封禅》篇记载上古以来历代封禅帝王系次，依次为无怀氏、虑羲、神农、炎帝、黄帝、颛顼、帝喾、尧、舜、禹、汤、周成王；《国准》、《轻重戊》篇分别提到历史上的“五代之王”，相继为“黄帝之王”、“有虞之王”、“夏人之王”、“殷人之王”、“周人之王”，将黄帝和有虞与夏、商、周三代相提并论。法家的古史观较为朴实，其对黄帝在古史体系中的定位值得重视。

    除道家和法家外，先秦诸子中的纵横家和杂家亦将黄帝视为上古帝王之一。《战国策•秦策一》载苏秦曰：“昔者神农伐补遂，黄帝伐涿鹿而禽蚩尤，尧伐骥兜，舜伐三苗，禹伐共工，汤伐有夏，文王伐崇，武王伐纣，齐桓任战而伯天下。”《吕氏春秋•尊师》列述古代尊师的十位圣王，依次为神农、黄帝、颛顼、帝喾、帝尧、帝舜、禹、汤、文王、武王。可见，在对黄帝的历史定位上，纵横家和杂家的观点接近于法家，视黄帝为一代帝王，将黄帝和尧、舜、禹与商汤、周文王、周武王相提并论。关于上古帝王的世系，古代文献中多有追述，其中年代较早且影响较大的是《世本》和《大戴礼记》的记载。《世本》为战国时史官所撰，记黄帝至春秋历代君臣的氏姓、世系、都邑、制作等。《世本》记载了以三皇五帝为基本框架的上古帝王世系，以伏羲、神农、黄帝为三皇，以少吴、颛顼、帝喾、帝尧、帝舜为五帝。五帝均为黄帝的后代，少吴是黄帝之子，颛顼是黄帝之孙，帝喾是黄帝曾孙，帝尧是黄帝玄孙，帝舜是黄帝八代之孙。《世本》虽然提到了黄帝之前的伏羲、神农，但语焉不详，对黄帝及其谱系则记述得十分详细具体，颇有附会和杜撰之嫌。很显然，《世本》的作者是将黄帝作为华夏始祖看待的。《大戴礼记》是秦汉以前各种礼仪论著的选集，其中的《五帝德》和《帝系》篇记述了包括黄帝在内的五帝及其世系，以黄帝、帝颛顼、帝喾、帝尧、帝舜为五帝，认为五帝同出一族，黄帝为其始祖。司马迁撰写通史《史记》，其首篇《五帝本纪》即采纳了《世本》和《大戴礼记》的说法，并在行文中多处引用了《五帝德》记述五帝的原文，以黄帝为华夏始祖，帝颛顼、帝喾、帝尧、帝舜均为黄帝的后裔。显而易见，司马迁对黄帝的历史定位并非其首创，而是从《世本》和《大戴礼记》移植来的。

    无论是《世本》还是《大戴礼记》，其对上古帝王世系的排定，人为加工的痕迹至为明显，主观构设的成分相当之大。这种整齐划一的加工和同宗共祖的构设，可能是受到了春秋战国以来逐渐形成的大一统观念的影响，以现实社会的大一同格局去臆度和裁剪上古社会，并不符合上古时代部族林立、文化多元的历史真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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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际上，司马迁在撰写《五帝本纪》时，已经注意到了《世本》、《大戴礼记》之外的其他有关黄帝的传说资料，对此他曾交代说：“学者多称五帝，尚矣。然《尚书》独载尧以来，而百家言黄帝，其文不雅驯，荐绅先生难言之”；“余并论次，择其言尤雅者，故著为本纪书首”。⑤由此可知，司马迁对古史传说资料是有所取舍的，对上古帝王世系进行过人为地加工，使之整齐划一。道家、法家等先秦诸子对黄帝的论述，属于司马迁所说的“百家言黄帝”，尽管“其文不雅驯”，显得杂乱无章，但和绁本》、《大戴礼记》相比较，可能蕴涵着更多的历史真实，因为这类传说来源甚古，且人为加工的痕迹不很明显。根据先秦诸子对黄帝的历史定位，可以认为，黄帝应是上古时代众多部落或部族首领之一，代表了一个历史时代。黄帝或黄帝部族处在什么样的历史发展阶段?当时的社会形态如何?是研究黄帝问题的重点之一。先秦诸子的有关论述，对我们探讨这一问题是很有启发的。老子认为，社会的文明和进步，是动乱和罪恶的根源。他主张返朴归真，设计了一个“小国寡民”的理想社会，津津乐道。⑥庄子继承并发挥了老子的思想，将老子设计的理想国与传说中的帝王联系起来。他认为，伏羲氏、神农氏、黄帝轩辕氏等上古帝王所处的“至德之世”，就是“小国寡民”的理想社会，“当是时也，民结绳而用之。甘其食，美其服，乐其俗，安其居，邻国相望，鸡犬之音相闻，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。若此之时，则至治已”。⑦这种“至德”、“至治”的社会，没有文字，结绳记事，民风质朴，物欲低下，保守封闭，显然属于尚未进入文明时代的原始社会。“小国寡民”的社会模式，出自老子的主观设计，体现了他反对现实、消极避世的政治观和崇古复古的历史观。庄子将“小国寡民”的社会笼统地与上古帝王相联系，主要是为了发挥老子的思想，是一种并不确切的泛泛之沦。实际上，庄子在具体论述古代帝王时，还是有所区别的。《庄于•盗跖》云：“神农之世，卧则居居，起则于于。民知其母，不知其父，与麋鹿共处，耕而食，织而衣，无相害之心。此至德之隆也。然而黄帝不能致德，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，流血百里。”从庄子描写的情形来看，神农之世与黄帝时代的社会形态显然不同，前者尚处在知母不知父的母系氏族社会阶段，后者则可能步人了争权夺利的文明社会。庄子认为，“昔者黄帝始以仁义撄人之心”，⑧黄帝首倡仁义，以扰动人心。在中国古代，仁义属于政治伦理范畴，是文明社会的观念。庄子又说：“黄帝立为天子十九年，令行天下。”⑨视黄帝为一统天下的至尊君王。总之，庄子的上述言论提供了一个明确的历史信息：黄帝时代已经跨过了氏族社会的门槛。商鞅以社会进化的眼光看待古代历史，认为伏羲、神农与黄帝、尧、舜处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，治民之策也相应地有所区别，前者“教而不诛”，实行温和地教化；后者“诛而不怒”，采取强硬的手段。

    在《商君书•画策》中，商鞅进一步论述了神农之世与黄帝时代的不同之处：“神农之世，男耕而食，妇织而衣，刑政不用而治，甲兵不起而王。神农既没，以强胜弱，以众暴寡，故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义，父子兄弟之礼，夫妇妃匹之合，内行刀锯，外用甲兵。”神农之世对内不用刑政，对外不起甲兵，属于原始氏族社会；黄帝时代争斗纷起，创立君臣上下的政治等级制度，父子兄弟夫妇的家庭伦理规范，内用刑而外用兵，显然已进入了阶级社会。《管子》说，黄帝与尧、舜是古代帝王中的鼎盛之帝，他们“资有天下，制在一人”，⑩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。黄帝治理天下，“置法而不变，使民安其法者也。所谓仁义礼乐者，皆出于法”。[11]黄帝时代已是法治社会，法律是治国治民的主要工具，并在法治的基础上建立起社会伦理规范和礼乐制度。韩非用“上下一日百战”的黄帝之言，形容君臣之间的利害冲突和政治斗争。[12]这显然讲的是阶级社会的情形。道、法两家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取向截然不同，道家提倡复占倒退，厚古薄今；法家主张发展进化，厚今薄古。然而，两家对黄帝时代社会形态的认识却不谋而合。这种相同的认识当不是偶然的巧合，它可能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情况，即黄帝时代确已进入了文明社会。

先秦诸子对黄帝大都极为推崇，“世之所高，莫若黄帝”。[13]由于文化传统和视角的不同，诸子对黄帝的认识不尽相同，既有人格化的描写，也有理想化的渲染，同时还出现了神化黄帝的倾向。《吕氏春秋》认为，黄帝具有常人的性情和欲望。“天生人而使有贪有欲，欲有情，情有节。圣人修节以止欲，故不过行其情也。故耳之欲五声，目之欲五色，口之欲五味，情也。此三者，贵贱愚智贤不肖欲之若一，虽神农、黄帝其与桀、纣同，圣人之所以异者，得其情也。”黄帝和常人一样，生来就有声、色、味等欲望，所不同的是黄帝能够“修节以止欲”，把握了“贵生”这一“死生存亡之本”，这也是黄帝之所以成为“圣人”的根本原因。[14]因此，“黄帝言曰：声禁重，色禁重，衣禁重，香禁重，味禁重，室禁重”[15]，重视养生之道，提倡简朴生活。黄帝时代已有礼乐文化，并且达到了相当的高度，《庄子•天下》说：“黄帝有《咸池》，尧有《大章》，舜有《大韶》，禹有《大夏》，汤有《大菱》，文王有《辟雍》之乐，武王、周公作《武》。”同书《天运》篇说，黄帝曾在洞庭之野演奏《咸池》之乐，“奏之以人，征之以天，行之以礼义，建之以大清。……四时迭起，万物循生。一盛一衰，文武伦经。一清一浊，阴阳凋和，流光其声。”这种音乐以人事、自然、礼义、天道为表现主题，体现了四时与万物、文治与武功、天地与阴阳的有机变化与完美和谐，蕴涵着丰厚的文化。

    《吕氏春秋•古乐》有一段文字，记载了音律和《咸池》之乐的由来，其辞云：“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。伶伦自大夏之西，乃之阮喻之阴，取竹于蠏溪之谷，以生空窍厚钧者，断两节间，其长三寸九分而吹之，以为黄钟之宫，吹曰‘舍少’。次制十二筒，以之阮喻之下，听凤皇之鸣，以别十二律。其雄鸣为六，雌鸣亦六，以比黄钟之宫，适合。黄钟之宫，皆可以生之，故曰黄钟之宫，律吕之本。黄帝又命伶伦与荣将铸十二钟，以和五音，以施《英韶》，以仲春之月，乙卯之日，日在奎，始奏之，命之曰缄池》。”《世本•作篇》亦有“伶伦造律吕”、“黄帝乐名《咸池》”的记载。古代社会的音乐不只是单纯的艺术，它“生于度量，本于太一”，是“天地之和，阴阳之调”的产物。特别是《咸池》一类的“大乐”，为“君臣父子长少所欢欣而悦也”，具有多方面的功能：“故能以一听政者，乐君臣，和远近，悦黔首，和宗亲；能以一治其身者，免于灾，终其寿，全其天；能以一治其国者，奸邪去，贤者至，成大化；能以一治天下者，寒暑适，风雨时，为圣人。”[16]

    先秦诸子对黄帝时代礼乐文化的推崇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文明的发展程度。先秦兵家对黄帝也很推崇，在他们的著作中每每称道黄帝。银雀山汉简《孙子兵法》佚文云：“黄帝南伐赤帝”，“东伐青帝”，“北伐黑帝”，“西伐白帝”，“已胜四帝，大有天下”，“天下四面归之”。黄帝之所以能够一统天下，是因为其武略超群，以武力征服了四方之帝。黄帝伐四帝的传说，在传世的十三篇《孙子兵法》中亦有记载，《行军篇》云：“凡处军相敌，绝山依谷，视生处高，战隆无登，此处山之军也。绝水必远水；客绝水而来，勿迎之于水内，令半济而击之，利；欲战者，无附于水而迎客；视生处高，无迎水流，此处水上之军也。绝斥泽，惟亟去无留；若交军于斥泽之中，必依水草而背众树，此处斥泽之君也。平陆处易而右背高，前死后生，此处平陆之军也。凡此四军之利，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。”本篇主要讲述在不同地形条件下“处军”即布置军队的原则和行军作战的要领。孙武认为，这些原则和要领是黄帝发明的，黄帝运用它战胜了四帝。孙武推崇黄帝，是因为“兵家之法，皆始于黄帝，故云然也”。[17]《孙膑兵法》中有两处谈到黄帝，《势备》篇称“黄帝作剑，以阵象之”；《见威王》篇说“黄帝战蜀禄”。蜀禄即涿鹿，黄帝在涿鹿之战中擒杀蚩尤的史事亦见于《庄子•盗跖》、《战国策•秦策一》及《史记•五帝本纪》等文献，流传甚广。传世的五卷二十四篇《尉缭子》，是先秦兵家的又一部重要著作，《天官》篇作为开宗明义的首篇，记录了尉缭子与梁惠王讨论“黄帝刑德可以百战百胜”的问题，对黄帝重视“人事”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军事思想推崇备至。

     此外，战国秦汉时期还出现了一批以黄帝君臣命名的兵书，如《汉书•艺文志》兵书略著录的《黄帝》十六篇、《封胡》五篇、《风励十三篇、《力牧》十五篇等，相传封胡、风后、力牧均为黄帝之臣。阴阳家倡导五德终始，将黄帝也纳入了其理论体系之中。《吕氏春秋•应同》云：“凡帝王者之将兴也，天必先见祥乎下民。黄帝之时，天先见大蝼大蝼，黄帝曰‘土气胜’。土气胜，故其色尚黄，其事则土。”将黄帝定为土德，夏、商、周相继为木德、金德、火德，并断言代周者必为水德。《吕氏春秋•十二纪》将传说时代的五帝与自然界的四季相联系，太皡、炎帝、少皡、颛顼分别为春、夏、秋、冬之帝，将五帝中的黄帝则置于四季之中夏秋之交的季夏，“其帝黄帝，其神后土”。高诱注云：“黄帝，少典之子，以土德王天下，号轩辕氏。死，托祀为中央之帝。”之所以如此安排黄帝，一是因为五帝与四时在数目上不相吻合，需将一帝勉为其难插入其中，二是由于黄帝被视为以土德王天下的中央之帝，故将其置于四季中间。《吕氏春秋》这两段文字均为阴阳家之言，从中既可看出阴阳家对黄帝的推崇，又可明显发现阴阳五行理论的穿凿附会之处。

    在先秦诸子的言论中，还有一些对黄帝神话般的描写。《韩非子•十过》云，晋国乐师师旷在追述《清角》之音的来源时说：“昔者黄帝合鬼神于泰山之上，驾象车而六蛟龙，毕方并辖，蚩尤居前，风伯进扫，雨师洒道，虎狼在前，鬼神在后，腾蛇伏地，凤皇覆上，大合鬼神，作为《清角》。”《清角》是黄帝在泰山大合鬼神时的音乐，为五之最悲者，盛德之君方可听之，否则将招致祸乱。晋平公不听劝谏，命师旷奏《清角》，“一奏而有玄云从西北方起，再奏之大风至，大雨随之，裂帷幕，破俎豆，隳廊瓦，坐者散走。平公恐惧，伏于廊室之间。晋国大旱，赤地三年，平公之身遂癃病”。这类神话，显系神化黄帝之言。之所以神化黄帝，主要是为了抬高黄帝的地位，赋予其盛德之帝的神圣性。在先秦诸子中，儒家和墨家被称为“显学”，[18]是影响较大的两个学派。

    值得注意的是，被其他诸子盛称的黄帝，在儒家和墨家的著述中却只字未提。究其原因，可能与儒、墨两家的文化传统和古史观有关。儒家“祖述尧、舜”，[19]尧、舜是他们最为推崇的古代圣王明君，被尊奉为儒学之祖。在孔、孟的著述中，称颂尧、舜的语言文字比比皆是。据杨伯峻先生统计，《论语》中分别有4次和8次提到尧、舜，《孟子》中则多达58次和97次。[20]既然独尊尧、舜，乃至“言必称尧、舜”，[21]儒家避而不谈黄帝也就不难理解了。不仅黄帝，传说时代的其他古帝在先秦儒家的著述中也极少提及。[22]墨家与儒家在学术上有亲缘关系，相传“墨子学儒者之业，受孔子之术”。[23]墨家对尧、舜之外的传说古帝也采取回避的态度，应该是受儒家“祖述尧、舜”的文化传统和古史观的影响。



    注释：①《庄子•寓言》。②《商君书•画策》。③《商君书•更法》。④《管子》一书内容庞杂，《汉书•艺文志》将其归人道家，《隋书•经籍志》改列于法家，《四库全书》亦列入子部法家类，今人则多认为它是齐国稷下学宫诸先生的著作集或论文总集。⑤《史记•五帝本纪》太史公曰。⑥《老子》八十章。⑦《庄子•肤箧》。⑧⑨《庄子•在宥》。⑩《管子•法法》。[11]《管子•任法》。[12]《韩非子•扬权》。[13]《庄子•盗跖》。[14]《吕氏春秋•情欲》。[15]《吕氏春秋•去私》。[16]《吕氏春秋•大乐》。[17]宋本《十一家注孙子》张预注。[18]《韩非子•显学》：“世之显学，儒、墨也。”《吕氏春秋•有度》：“孔、墨之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众矣，不可胜数。”[19]《汉书•艺文志》。[20]杨伯峻：《论语译注》，中华书局1980年版；《孟子译注》，中华书局1960年版。[21]《孟子•滕文公上》。[22]有关传说时代的古帝王，除尧、舜外，《孟子》仅提到神农，《荀子》仅一处提到伏戏(羲)。[23]《淮南子•要略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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